两会外贸热议：取消出口退税；允许外贸集装箱带货；出口转内销

今年，受疫情影响，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我国外贸下行压力较大。商务部数据显示，1-4月，我国进出口总额下降4.9%，其中，出口下降6.4%。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

这让稳外贸成为今年两会上的热议话题，人大代表纷纷为稳外贸支招。

在促进外贸基本稳定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围绕支持企业增订单稳岗位保就业，加大信贷投放，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降低进出口合规成本，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提升国际货运能力。推进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筹办好第三届进博会，积极扩大进口，发展更高水平面向世界的大市场。

5月18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钟山提出，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研究，目前部分措施已经发挥了作用。比如，出口退税速度加快了，从原来的十几天缩短到一个星期左右，有利于企业的资金周转。就扩大信用保险覆盖面而言，中国信保已经为11万家企业提供了帮助。另外，外贸企业原来多数是单一做出口的，如今出口受阻之后，政府支持它们出口转内销，“4月份出口企业内销额增长17%，这说明优质的外贸产品同样受到国内消费者的欢迎”。

不过，虽然出口退税速度加快了，但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朱建弟表示，建议逐步取消出口环节退税，实行出口货物全面适用留抵退税制度。

留抵退税，其学名叫”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优惠”，简单可理解为当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时，即出现了留抵税额。

此前，《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第八条第（五）项规定：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办理免抵退税后，仍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退还留抵税额；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相关进项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与稳外贸密切相关。

目前，上海的港口硬件设施能力保持世界领先水平、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十年世界第一、联合国全球最佳连接港口指数排名连续11年位列第一。然而，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港口和航运业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受到的影响一直在持续。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珏慧准备了几份建议，其中一份即“关于尽早实施允许外籍国际航行船舶开展以洋山深水港为国际中转港的外贸集装箱沿海捎带业务的建议”。

徐珏慧表示，全球疫情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面临巨大挑战，急需制定并出台相关政策，缓解负面影响，提振行业发展信心。

根据她的调研，沿海捎带业务潜在需求巨大，有利于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当前，船舶大型化和班轮公司联盟化已经成为国际集装箱班轮公司优化航线布局、盘活闲置舱位和降低营运成本的重要手段。”徐珏慧说，在沿海捎带未对外籍船舶放开的情况下，班轮联盟经营的航线无法提供稳定和高效的中转集并服务，国际贸易收发货人也不得不承担更高的运输成本。

以2万标准箱的集装箱船舶为例，每天租金加运营成本超过10万美元，亚欧航线上一般要投入11艘船。如果沿海捎带业务落地实施，每艘船舶平均可以节约5天的航行和作业时间，直接和间接节约的成本平摊到近3000个捎带箱，平均每箱可降低成本约180美元，扣除捎带成本100美元后，每箱仍可节约社会物流成本80美元。

徐珏慧表示，这一数字超过单个集装箱港口规费与沿海捎带业务的港航作业边际成本的总和。节约的成本最终会传导至进出口企业，有利于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有效提升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她提出，在近期国外港口疫情发展背景下，国际班轮船公司纷纷调整航线网络，东北亚中转枢纽存在调整窗口期。根据对11家全球主要班轮公司的调研，沿海捎带业务的潜在需求巨大，仅以目前到韩国釜山港中转的外贸集装箱为基数预计，上海港沿海捎带业务年需求量可达到100万标准箱。

因此，徐珏慧建议，加快沿海捎带政策开放的步伐，推动允许经备案的所有外籍国际航行船舶开展以洋山深水港为国际中转港的外贸集装箱沿海捎带业务的实施。吸引国际班轮公司以洋山深水港为区域核心枢纽，优化航线布局和航班设置，建立高效枢纽转运服务品牌，进一步提振行业发展信心，持续巩固和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

另外，她还建议海关总署对沿海捎带监管模式进行优化和统一，参考国际中转模式进行监管，同时支持创新开展针对中小外贸企业的港口供应链金融延伸服务。

出口转内销需要充分了解国内市场，做好调研。全国人大代表王强众分享了自己企业在转战国内市场的经验。王强众表示：“国内要了解甲方对今年投入的计划，而海外市场一般都是第二年（计划）基本上出来，充分了解今年一些国家投入计划，把预备工作做得更好、更细致。”

全国政协委员黄立认为，不论是出口还是内销，练好了“内功”，有了核心竞争力，企业“走遍天下都不怕”。黄立表示：“我们现在完全掌握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芯片技术，并且芯片技术跟西方一流水平能够同步，就不受制约了。”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全国人大代表李飚预测，质量、品牌的比拼将成为市场竞争的“新常态”。李飚表示：“以前叫成本竞争，未来就叫性能竞争、品牌竞争。市场改变了就是改变了，就是要去迎接新的环境，迎接挑战，调整自己。”

全国人大代表郑传玖认为，要想产品“不愁销”，树立自主品牌对生产优质产品的贴牌、代工企业来说尤为重要。郑传玖表示：“没有自主品牌，都没有话语权。肯定要有硬实力，把自己的产品向上提升，同时不断提升自主品牌的生产比例，让我们自己的产品有良好的品质，又有独立的品牌。”

全国人大代表王伟提示，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需要格外注意知识产权问题，避免发生纠纷。王伟说：“（我觉得）可以和境外客户进行协商。在目前疫情背景下，可以让客人先提供品牌授权，使手上现有订单能够尽快进行国内消化。”

此外，外贸产品进入到国内市场还面临着国内外检测标准不一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李志强建议，疏通出口标准和国内标准，以缓解外贸商品库存积压的问题。李志强表示：“出口产品的标准和国内的相关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要进行有效对接，甚至是互认，使它进一步便捷在国内销售。”

缺少国内知名度、没有资源，让不少外贸企业不想转、不敢转、不愿转。全国人大代表孟凡利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应该主动“拉一把”。孟凡利表示：“政府和政府的相关部门，组织企业去一些国内综合性电商平台谈合作，去给他们做一些推荐和广告，也和一些垂直电商做些深度合作。”

数据显示，今年首季度，福建对欧盟和美国进出口有所下降，但对东盟、拉丁美洲等新兴区域进出口呈现上涨趋势。全国人大代表黄茂兴认为，除了转战国内市场，开拓新兴市场也是一条思路。黄茂兴表示：“不能仅仅限定在某一个区域的市场或者某一个国家的市场，飞机航班基本上减少了，那么就通过跨境电商（方式）把企业的产品销售到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还是要千方百计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市场。”

全国人大代表李彦平认为，不论是转战国内或是开拓海外新兴市场，都需要重新规划产品定位、销售模式，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李彦平表示：“以产品的高品质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以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养住企业保存产能。一旦国际市场恢复，企业可以迅速继续发展经营。”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纺织装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伟为“外贸稳中提质”准备了两份建议，分别是“关于加强国家级国际营销服务公共平台建设＋积极应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挑战的建议”以及“关于疫情危机下持续有效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建议”。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下降7.5%，其中出口下降 9%。尤其是与就业密切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服装下降20.2%、箱包下降了23.4%、鞋靴下降了24.4%。

她表示，在疫情暴发、个别国家“疫情政治化”倾向抬头、逆全球化思维泛起、国际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的背景下，值得对“国家级国际营销服务公共平台”建设的重要性和功能延伸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并对平台建设给予更大的扶持力度。

2019年11月，商务部授予中建材工业品海外（阿联酋）营销服务中心等6家企业为中国首批“国家级国际营销服务公共平台”，这进一步提升了企业信誉，对带动相关行业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发挥了作用。

针对前期运行的困难和瓶颈，王伟提出三点建议：建议对平台企业给予保险降费和增加融资产品支持；建议试点适度放宽转口贸易的审批和监管；建议探索对平台企业的监管创新。

关于“国家级国际营销服务公共平台”，王伟建议加大对这一平台建设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现有平台离岸、属地经营等优势，通过政策支持、资源支撑等措施为平台赋能，强壮其服务对外贸易的能级。

与此同时，加强信息化、云端化建设，并在试点的基础上扩容，“在现有首批 6 家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布局优化运行的基础上，让平台布局向拉美等地区延伸”。

全国人大代表、台盟中央常委、台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艳表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认识了中国优秀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以及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担当，同时也彰显了我国防疫物资的快速制造与全球供应能力。然而，随着口罩、试剂盒等产品质量争议事件时有发生，“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标签再次被一些西方媒体放大。

因此，刘艳提出了“关于推进出口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维护中国制造形象的建议”。

她建议，加强顶层统筹设计，将质量维护提升到战略高度。在全国范围建立统一完善的出口产品质量信息追溯体系，综合推进法律法规、实施标准、部门区域协作等方面工作。

其次，落实技术支持，加快推进创新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普及。全面推进生产、流通、服务、行政执法等各个环节中的信息技术现代化，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创新先进技术加快联通信息追溯全链条。

最后，严格执法常态化，切实提高违规成本，塑造良好社会氛围。将过往运动式强化执法升级为常态化，全面树立严格管控出口产品质量的监管体系，对于产品质量监管设立明确的门槛，一旦超过，实施严格统一的惩处措施，封堵部门、地域、行业等可能的执法差异缺口，维护严格公正。